《黄帝内经》介绍7篇(荐)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医学知识，更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部经典的魅力，我们精选了几篇介绍《黄帝内经》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你可以了解到《黄帝内经》的基本框架、核心理念以及它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价值。无论是对中医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想要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和收获。让我们一起走进《黄帝内经》的世界，探索古老智慧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吧！
黄帝内经之素问的介绍 篇1
《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经》同为《黄帝内经》之组成部分，而《黄帝内经》则是现存最早最重要的一部医学著作，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奠基之作。《素问》古本早已亡佚，现存本为唐王冰重新编次，并加以注释而成。二十四卷。计八十一篇。成书于唐宝应元年（762年）。
王冰，号启玄子。约生活于唐景云元年（710年）至贞元二十年（804年）间。籍贯无考。据《古今医统》等书载，王氏曾在唐宝应年间任太仆令，并精于医术与养生，曾历时十二载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对整理和保存古典医籍作出卓越贡献。另撰有《玄珠密语》等书，均已亡佚。
王氏一生，深研《内经》之学，鉴于当时之《素问》传本，由于年代久远，或“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两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以及内容紊乱混杂等情况，因而对《素问》全书进行了全面的补辑整理和系统地编次修订工作，对于当时已经亡佚的第七卷，王氏则取“师氏”的秘藏本以补之，从文字和内容分析，其补进的可能即是“天元纪”、“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元正纪”和“至真要”等七篇大论。《素问》经王冰调整和增改后，其内容则大致为摄生、阴阳、脏腑、治法、脉法、病机、病证、经穴、运气及四诊合参等层次和顺序，从而使其体系更加系统和完整。
本书简称《素问》，“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于岐伯也”。（全元起《训解》）是指以问答的形式进行撰述。其注本在唐代以前，共有三家：一为隋·全元起的《训解》，但在宋以后即已亡佚；二是杨上善的《太素》；三即为得以流传至今的王冰之注本。该书以人与自然统一观、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对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五运六气的变化、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人体的脏象经络和生理病理、疾病的病因和诊断、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药物的性味功能和方剂的配伍制剂，以及各科病证的治疗、针灸疗法和养生预防等问题，均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论述。应当指出，《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的成书，说明了中医学已不再单纯停留于经验医学的水平，而是标志着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立。
此外，《素问》和《灵枢》，既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并且辑录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资料。如在《素问》一书中即收录了《五色》、《脉变》、《上经》、《下经》、《太始天元册》等二十余种古代医籍内容，因而《黄帝内经》实为集古代医学之大成的经典巨著，并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从两千年来中医学的发展，滥觞于《内经》的理论体系来看，则雄辩地说明《内经》的学术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黄帝内经之素问的介绍 篇2
《黄帝内经素问》，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简称《素问》，属于《黄帝内经》的一个部分。《黄帝内经》 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以为黄帝创作，属于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其问世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标志著中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黄帝内经》分《灵枢》与《素问》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而《灵枢》则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关于素问之义，有解释称：「素者，本也；问者，皇帝问于岐伯也。」此书古本早已亡佚，齐梁间曾有全元起作《素问训解》九卷，且其中《素问》第七卷已经阙佚。唐代王冰曾订补之，改编为二十四卷，计八十一篇，其中《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属新补部分，乃至今行世的《黄帝内经素问》版本。明《正统道藏》收有王冰注的《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共五十卷，见太玄部。
黄帝内经之素问的介绍 篇3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书中除了包含医学的内容外还包括伦理学的内容，其中《素问》中有大量关于医德的记述。
《素问》认为医生要认真研究医学理论，从事医疗实践，“通书受事众多”(《徵四失论》)，否则，“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同上)，等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埋怨自己学术不精或归罪老师教得不好，那就晚了。
如果造成“绝人长命，予人夭殃”(《离合真邪论》)的悲剧发生，把痛苦留给了患者，把本不该死的人给治死了，那就更应该受到道德的遣责。
鉴于此，医生必须从多方面下功夫，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防、康复的各个环节上去进行深钻细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像加工骨角那样切之而复蹉之，像加工玉石那样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真精。
《素问》中记载了多种多样的治疗原则，可谓“术之精”反映的一个侧面。有从八纲辨治入手的，如“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应象大论》)，此阴阳之治也“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同上)，此表里之治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至真要大论》)等。
也有从运用五行生克规律入手的，如“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
(《六元纪大论》)还有从调整机体平衡关系入手的，如“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至真要大论》)，“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阴阳应象大论》)等。
《素问》中集中了丰富多彩的治法，可谓“术之精”反映的又一个侧面。有从整体出发而决定的.标本先后和逆从正反的不同治法，在《标本病传论》和《至真要大论》中有详尽的论述，指出“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
“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有从疾病的不同情况入手而采取各种不同治法的，分布于全书许多章节中。
如以手法为主的针法、灸法、洗浴、熨贴、按摩(《玉机真藏论》)、导引(《奇病论)等法，以药物治疗为主的汗法(《玉机真藏论》)、下法(《热论》)、清法、消法(《六元纪大论》)、温法、补法、和法(《至真要大论》)等和放血(《三部九候论》)、食疗(《病能(态)论》)、隔离(《刺法论》)、康复(《热论》)等其它方法。
《素问》中汇集了精要的药物学知识，这也可以认为是“术之精”的反映。它运用了谷、生铁落、血余炭、泽泻、鸡矢白、乌贼骨、佩兰、辰砂、雄黄、雌黄、金箔等多种动物、植物、矿物作为治病的药物，并制成汤、丸、散、膏、丹等多种供内服和外用的不同剂型，有的用于疾病的预防，有的用于疾病的治疗，不仅开创了我国方剂学的先河，而且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对药物的认识也达到了相对臻善的程度，指出药物的性味与其作用于人体部位的关系是“味厚者为阴”，“阴味出下窍”“气厚者为阳”，“阳味出上窍” (《阴阳应象大论》)与治疗的关系是“味厚则泄，薄则通”(同上)具体作用是“甘缓”、“辛散”、“酸收”、“苦燥”、“淡泄”、“咸泻”(《至真要大论》)等。
黄帝内经典籍介绍 篇4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係中医理论着作，非一人一时之作。该书的主要部分已形成于战国时间，还有一些内容是秦汉乃至唐代医家补撰的。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不同名称的不同传本，其中名为《素问》、《灵枢》最为流行。《素问》、《灵枢》两书合称为《黄帝内经》。
现存的《素问》及《灵枢》二书主要内容是：
《素问》共81篇：1～2篇论述人体发育的规律，养生的塬则与方法，以及"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3～7篇论述阴阳五行学说在自然界、人体各部机能以及疾病治疗等方面的联繫;8～11篇论述臟腑的生理与其主病;12～14篇论述针、砭、灸法、按摩、汤剂、药酒、温熨等治疗方法;15～21篇论述以脉诊为主，包括色诊、问诊的诊断学，及疾病转归、死亡徵兆;22～30篇论述有关臟腑、经络等病证的临床辨证规律;31～48篇论述若干主要病类(包括热病、疟、厥病、疟病、腹中病、风病、痹病、奇病等)的病候及其针治方法;49～65篇论述週身孔穴("气穴"、"气府"、"骨空")的名称、部位和针刺的手法、补泻和禁忌，以及有关经脉病候的解释，疾病演变过程等;66～71篇及74篇(第72、73篇仅存篇目，塬文已佚)共七篇，系唐代王冰据古佚医书补入，主要阐述运气学说在医学上的应用;75～81篇杂论有关医理及诊法中的一些问题。
《灵枢》：1～9篇论述九针的形制十二塬穴、五腧穴(井、荥、输、经、合)、根结穴，针刺方法(九变刺、十二节刺、叁刺、五刺等)，针法补泻，烫法，臟腑病候及与情志的关係;10～18篇论述人体经络系统(经脉、经别、经水、经筋)，体表测量(骨度、脉度)及营、卫、气、血，叁焦所主等;19～30篇论述四时杂病、五臟病、寒热病，癫狂、厥病、击痹及其他杂病的病候及刺法;31～41篇论述臟腑解剖、色诊、不同体质刺法、泻血、有关四海、五乱、阴阳清浊、阴阳应十二月之理论及胀病、癃病等;42～46篇论述五行与五腧，针刺之道，疾病传变，梦与疾病，五变病;47～55篇论述臟腑类型，脉诊(人迎、寸口)，望诊，疼痛病机，灸法补泻人，人体发育，要穴(标、本、气街)及禁刺;56～66篇论述二十五种人体类型，动输，百病始生，病之逆顺，卫气失常，贼风、水胀病，五行与五味等;67～81篇论述人与自然，五行所主，五人，尺肤诊法，卫气行，九宫八风，九针论，行针之法，刺有五节，以及多种杂病(上膈、无言、寒热、目不瞑、疟疾、风病、眼目诸病、痈疽等)。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我国的医学成就，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论文总集，内容十分丰富。它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较全面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预防、养生学等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为：
注重整体观念
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内经》把人和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人和天地自然也是一个整体：《内经》十分强调人和天地自然的密切联繫，认为人必须和自然界统一。
运用阴阳五行学说
将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引入医学领域。
阴阳五行学说在《内经》中的具体运用：《内经》十分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它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也不例外。人要健康长寿，亦必须因顺从阴阳变化规律。《内经》认为，人体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而且阴阳之间，还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关係。在正常生理情况下，人体阴阳是平衡的，如果这种平衡被破坏，人体就会生病。治病的目的.就是要调整阴阳，使人体恢復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同时，《内经》又很重视五行学说。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不同属性来分析人的生理、病理现象。根据五行彼此间的相生相剋关係，认为人的臟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保持动态平衡的。"太过"、"不及"都会破坏这种平衡，而导致人体发病。治病就是要调整这种平衡。
重视臟腑经络学说
关于臟腑学说：《内经》认为，五臟六腑是维繫人体生命的重要器官。《内经》所说的臟腑不仅仅有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有功能系统的概念。臟腑各有其功能，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特别是五臟，有主宰生命和精神活动的作用。
关于经络学说：《内经》记载了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所联络的臟腑及主病，诊治等内容。认为，经络在人体生理上是运行气血，以沟通臟腑、内外组织器官的通路，同时也是病理上传导病邪，治疗上发挥药物性能和感受针灸的通路。
强调精神因素与社会因素《内经》认为五臟精气是产生情与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果五臟有病，就会有异常的情志出现。同时强调精神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果情感和思虑过度，失去调节，亦将损害身体健康。因而《内经》强调医生诊病时一定要把社会因素与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治疗上，除用药物、针灸疗法外，还採用心理疗法。
注意疾病预防，反对迷信鬼神《内经》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提倡个体的养生方法。要求医生"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内经》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认为医学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难与信鬼神者谈论医学。
总之，《内经》既注重整体观念，也重视辨证论治，它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内经》问世后，歷代医家无不把它作为必读的教科书，歷代医学着作无不从《内经》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渊源。《内经》不仅为国内医家所重视，而且有相灵的国际影响。例如歷史上日本、朝鲜等国，曾把《内经》列为医生必读之书。《内经》的部分内容已相继译成日、英、德、法等国的文字。一些国外针灸组织，还把《内经》列为针灸医师必读的参考书。
黄帝内经简介
医经著作简称《内经》。以黄帝、岐伯等问答的形式写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部系统性的理论医著，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原书十八卷，即《素问》和《针经》(唐以后的传本改称《灵枢》)各九卷。
《内经》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举凡人与自然、摄生、防病、生理、脏腑、经络、病证、诊断治疗、中药、方剂、针刺灸熨、导引、按挢，以及五运六气等等学说莫不赅备，堪称中医理论的渊源，历代医家均将其奉圭臬。除医学理论外，又广泛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历算、哲学等许方面，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我国先秦时代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继承了“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其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并丰富了《内经》以的古代哲学。
《黄帝内经》，流传甚广，传本也较多，其中以《素问》、《九卷》两传本系统最具代表性。公元六世纪，全元起对《素问》进行了全面注释。但由于第七卷早佚，全氏也只注了八卷。
唐宝兴元年(公元762年)启玄子王冰对《素问》重新加以编次，加上量注语，并根据其先师张公所藏的秘本等补入七篇，作为亡佚的第七卷内容。由于王冰所加的注文甚多，于是《素问》由原来的九卷，扩充到二十四卷。
从此《素问》一书流布日广。北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对王冰所注的《黄帝内经素问》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勘注释，遂称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又称“新校正本《素问》。成为后世研究，注释《素问》的主要版本。
《九卷》一书传到公元6世纪前后，出现了《针经》、《九墟》、《九灵》和《灵枢》等多书名的传本，但后来均已失传。南宋绍兴乙亥(1135年)史崧氏将家藏《灵枢》九卷重新校订，也扩为二十四卷，予以刊行。从此《灵枢》成了《九卷》的唯一勘本。其后尽管出现过十二卷本等各种刊本，但皆以此为据。《黄帝太素》是流传下来的另一种《内经》古传本。隋·杨上善对《黄帝太素》又进行了整理和注释，命名为《黄帝内经太素》。
由原来的二十卷扩为三十卷，但迄今只存二十五卷。晋皇甫谧所撰《甲乙经》一书就是将《素问》、《针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合编而成，因此也应作为《黄帝内经》的又一古传本。后世医家十分重视对《黄帝内经》的学习与研究。除上述外，还有许多注释《黄帝内经》的医家。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医家和著作有：明·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明·吴崑《素问注》，明·张介宾《类经》，清·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素问直解》，高世栻《黄帝内经素问直解》，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张琦《素问释义》，周学海《内经评文》等。
还有节要注释《内经》的，如元·滑寿《续素问钞》，黄俅《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明·李中梓《内经知要》，清·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陈念祖《灵枢素问节要浅注》，以及唐宗海《中医汇通医经精义》等。
《黄帝内经》介绍 篇5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
基本介绍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书中最早的典籍之一。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标志着祖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黄帝内经》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成书是以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基础，古代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综合，逐渐发展而成的。因此，这一理论体系在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
《黄帝内经》为古代医者托黄帝之名所作，其具体作者已不可考。总而言之，《黄帝内经》 非自一人一手，其笔之于书，应在战国，其个别篇章成于两汉。
《淮南子·修务训》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因此，《黄帝内经》之所以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书中所言非虚。
创作背景
如前所述，《黄帝内经》既非一时之作，亦非自一人之手，而是战国以前的许许多多的医学著作的总结。这不仅可以从《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这一点得到证明，而且也可以从《黄帝内经》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献及《素问》、《灵枢》互引、各篇互引等现象上得到证明。
《黄帝内经》所引的古文献大约有50 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逆顺五体》、《禁服》、《脉度》、《本藏》、《外揣》、《五色》、《玉机》、《九针之论》、《热论》、《诊经》、《终始》、《经脉》、《天元纪》、《气交变》、《天元正纪》、《针经》等16 种;仅保存零星佚文者，有《刺法》、《本病》、《明堂》、《上经》、《下经》、《大要》、《脉法》、《脉要》等8 种;仅有书名者，有《揆度》、《奇恒》、《奇恒之势》、《比类》、《金匮》、《从容》、《五中》、《五过》、《四德》、《上下经》、《六十首》、《脉变》、《经脉上下篇》、《上下篇》、《针论》、《阴阳》、《阴阳传》、《阴阳之论》、《阴阳十二官相使》、《太始天元册》、《天元册》等29 种。至于用“经言”、“经论”、“论言”或“故曰……”、“所谓……”等方式引用古文献而无法知其书名者亦复不少。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我们才说《黄帝内经》的成书是对我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黄帝内经》是仅存的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
成书考略
古人对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一)成书于先秦、战国之时。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有宋代的邵雍，明代桑悦、方以智，清代魏荔彤等。邵雍在《皇极经世》卷八《心学第一、二》中以为《素问》是“七国时书也”、“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所为而托于上古。”
(二)成书于虞国、秦汉之间。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程颢、司马光等。他们认为“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邪?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到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斗中说《素问》“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达旧闻，著之竹帛。”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三)成书于西汉时期。明代郎玻所著的《七修类稿》认为《素问》“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则黄帝时末世邪?又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由仪狄是生其前面彼时人已皆伪邪?《脉要精微论》中罗裹雄黄，《禁服篇》中欲血而受，则罗与欲血皆汉时事邪?予故以为岐黄问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在这里，朗玻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河》产生于西汉时期。
对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古人的看法主要就有这些。然而研究并没有到此结束，当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他们通过对《内经》和《周礼》及《史记·扁鹊仓公传》的对比，说明三者在学术思想上的一致性，并通过对《素问》文学结构的分析，说明这一部分出自于先秦而不可能迟于扁鹊。并通过分析前人的成说和大论的内容，认定这一部分内容出自于战国至东汉之间，而且经过多数医家汇集而成。至于《灵柩》，作者先通过对其书的真伪的分析，判定《灵柩》与《针经》实即一书，而后又得出结论，“《灵柩》和《素问》一样，基本上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掺入了汉代的东西，因而它亦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至于《素问遗篇》，则属伪书，其时代不出于唐宋之间。
还有人认为《黄帝内经》所包含的篇章，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同时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而是由许多医家和学者写成于不同时期。《内经》中的篇章既有写成于战国时期，又有成于秦、汉甚至更后。究其论据有五：其一，《素问》的有些篇章用干支来表示时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以后的事。其二，《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其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其四，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柩》中有些篇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书于西汉更早。其五，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现在，《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所作，这一点已有不少人予以肯定。至于要确定具体的成书年代，就现在来看远非易事。
名称由来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
所谓“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之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其重要性。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等。之所以称“内经”，并非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是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这和“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庄子》的《内篇》、《外篇》，《韩非子》的《内储》、《外储》之意相同，只是《黄帝外经》及扁鹊、白氏诸经均已散佚不传。
成书时代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古人主要有三种观点：
先秦时期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等。他们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科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
战国时期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邵雍 、程颢、司马光 、朱熹，明代的桑悦、方以智、方孝孺，清代的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西汉时期
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 、吴文鼎等人也持这种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其二，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其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
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为战国时期较为可信。但也不能认为《素问》、《灵枢》所有篇章尽出战国。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认为内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周木《素问纠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等人也赞同吕复。
比较科学的观点是，《黄帝内经》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
一、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二、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枢》中有些篇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书于西汉更早。
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
四、《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
五、《灵枢》中个别篇章晚出，如《阴阳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句，故可断定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0）颁布太初历之后。
六、《素问》中一些篇章用干支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之事。《素问》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补入《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以其用甲子纪年，便可断定必在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085）颁布四分历之后；以其曾被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引用，因此一定在张仲景之先。
七、《素问》中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在王冰次注《素问》时已是有目无文，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却将该二篇作为《素问遗篇》陈列于后。可以认为这两篇系唐宋间的伪作。
综合论之，《黄帝内经》成书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其笔之于书，应在战国，其个别篇章成于两汉。至于王冰之所补与刘温舒之所附不应视为《黄帝内经》文，但依惯例认为属于内经亦无不可。
传本演变
一、《素问》
《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
林亿、高保衡等人的“新校正”说：人是具备气形质的生命体，难免会有小大不同的疾病发生，故以问答形式予以阐明，这就是《素问》本义。隋代杨上善整理《内经》，迳称为《黄帝内经太素》是颇有见地的。
《素问》自战国时代成书到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时，一直保持九卷的旧制，只是到全元起注《素问》时，《素问》的第七卷已经亡佚了。王冰认为是“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的缘故。王冰自谓“得先师张公秘本”，“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由于王冰补入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并将《素问》全文广为次注，所以才从原来的九卷大大地扩展为二十四卷，从而成了如今流行的《黄帝内经素问》。当然还有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十二卷刊本和明代正统年间所刊五十卷《道藏》本，但其内容、篇目次第并无变动，一如王冰旧作。
二、《灵枢》
《灵枢》最早称《针经》。第一篇《九针十二原》就有“先立《针经》”之语，相当于自我介绍。后来又称为《九卷》 ，晋皇甫谧复又称之为《针经》，再后又有《九虚》、《九灵》 、《黄帝针经》 等名。
《灵枢》一名，始见于王冰《素问》序及王冰的《素问》注语中。王冰在注《素问》时，曾两次引用“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这句话，在《三部九候论》中引用时称“《灵枢》曰”，在《调经论》中引用时又称“《针经》曰”，可知《灵枢》即《针经》。而其他《素问》注中所引《针经》，皆为《灵枢》之文，则更证明了这一点。
《灵枢》名称的演变大略如此，而其命名之义则需具体分析。马翃 和张介宾认为是因为枢机之玄奥。《灵枢》主要研究的是针刺问题，故称《针经》；因其卷帙为九卷，故名曰《九卷》，并因此而有《九灵》、《九虚》等名。
至于《灵枢》，虽有《九卷》、《九虚》、《九灵》和《针经》等几个传本系统，但隋唐以后都亡佚了。宋代林亿、高保衡等人校正医书时也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南宋史崧所献的《灵枢经》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灵枢》在内容上均有所不同，但毕竟是存世的唯一版本。史崧之所以将《灵枢》改成二十四卷，也只是为了与王冰所注之《素问》卷数相同而别无深意。因为原本这两部书都是九卷，所以最终都成了二十四卷。
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刊本将《灵枢》并为十二卷，也是与其所刊《素问》十二卷本相匹配。至于明刊《道藏》本之《灵枢》只有二十三卷而不是五十卷，则是因为《灵枢》较《素问》文字量少的缘故。
总之，王冰次注的二十四卷本《素问》是现存最早、又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版本。
史崧改编的二十四卷本《灵枢》是现存最早和唯一行世的版本。
黄帝内经之壮火的知识介绍 篇6
壮火：是一种亢奋的病理之火。能损耗正气。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壮火与少火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经文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据上下文义，这里的壮火与少火，当指药食气味的纯阳与温和而言，其中药食气味纯阳者为壮火、温和者为少火。
药食气味纯阳的壮火之品，服之则耗伤人体的正气，即“壮火之气衰;药食气味温和的少火之品，食之则能使正气壮盛，即“少火之气壮。
如马莳《素问注证发微》云：“气味太厚者，火之壮也。用壮火之品，则吾人之气不能当之而反衰矣，如用乌附之类，而吾人之气不能胜之，故发热。气味之温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则吾人之气渐尔升旺，血益壮矣，如用参归之类，而气血渐旺者是也。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即将少火解释为生理之火，壮火解释为病理之火。认为火指“阳气，所谓壮火，指亢盛之阳气，即病理之火;少火，指平和之阳气，即生理之火。
如李中梓《内经知要》云：“火者，阳气也。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是以物生必本于阳。但阳和之火则生物，亢烈之火则害物。故火太过则气反衰，火和平则气乃壮。这种观点从天地阴阳之气化生万物角度，来分析认识壮火与少火，有一定的深度和普遍意义。
张介宾亦持少火为生理之火，壮火为病理之火的'观点，并且还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发挥，如《类经·阴阳类》云：“火，天地之阳气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万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故万物之主，皆由阳气。但阳和之火则生物，亢烈之火反害物，故火太过则气反衰，火和平则气乃壮。壮火散气，故云食气，犹言火食此气也。……此虽承气味而言，然造化之道，少则壮，壮则衰，自是如此，不特专言气味者。张氏从药食气味之火，推演到生理之火和病理之火，同时又结合万物造化之道来解释，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此句是对前句“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的进一步说明，即壮火之气衰的原因是壮火能销蚀、消散人体之气，少火之气壮的原因是气能从少火得到滋养，亦即少火能滋生人体之气。前一个“食字，是销蚀的意思;后一个“食字，是进食以得养之义。
黄帝内经脏腑气液的介绍 篇7
五脏常内阅于上，在七窍。
阅，余说反，简也。其和气上于七窍，能知臭、味、色、谷、音等五物，各有五别也。
平按：“在七窍”《灵枢》作“七窍也”。
肺气通于鼻，鼻和则鼻能知臭香矣;
肺脉手太阴正别及络皆不至于鼻，而别之入于手阳明脉中，上侠鼻孔，故得肺气通于鼻也。又气有不循经者，积于胸中，上肺循喉咙而成呼吸，故通于鼻也。鼻为肺窍，故肺气和者，则鼻得和气，故鼻知臭香。《素问》言有五臭，经无五香。香，脾之臭也。
平按：“鼻和”《灵枢》作“肺和”。“臭香”《甲乙》作“香臭”。
心气通于舌，舌和则舌能知五味矣;
舌虽非窍，手少阴别脉循经入心中，上系舌本，故得心气通舌也。《素问》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者，肾者水也，心者火也，水火相济，心气通耳，故以窍言之，即心以耳为窍。又手太阳心之表，脉入于耳中，故心开窍在于耳也。
平按：“舌和”《灵枢》作“心和”。
肝气通于目，目和则目能辨五色;
肝脉足厥阴上颃颡也，连目系，故得通于目系。
平按：“目和”《灵枢》作“肝和”。《甲乙》“辨”作“视”。
脾气通于口，口和则口能知五谷矣;
脾足太阴脉上膈侠咽，连舌本，散舌下，故得气通口也。谷有五味，舌已知之，五谷之别，口知之也，故食麦之者，不言菽也。
平按：“口和”《灵枢》作“脾和”。《甲乙》“知”作“别”;“谷”下有“味”字。注“麦之”，“之”字疑衍。
肾气通于耳，耳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手足少阳、手足太阳及足阳明络皆入耳中。手少阳、足少阳、手太阳，此三正经入于耳中。足太阳脉在耳上角，又入脑中，即亦络入于耳。足阳明耳前上行，亦可络入耳中。手阳明络别入耳中。计正经及络手足六阳皆入耳中。经说“五络入耳中”，疑足太阳络不至于耳也。
平按：“耳和”《灵枢》作“肾和”。
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疽。
五脏主藏精神，其脉手足六阴，络于六腑，属于五脏。六腑主贮水谷，其脉手足六阳，络于五脏，属于六腑。七窍者，精神户牖也。故六阴受邪入脏，则五脏不和，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利也。六阳受邪入腑，则六腑不和，六腑不和，则阳气留处处为痈疽。
平按：“七窍”《甲乙》作“九窍”。“留为痈疽”《甲乙》作“留结为痈”，《灵枢》无“疽”字。注“处处”，下“处”字疑衍。
故邪在腑则阳脉不利，阳脉不利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
故外邪循脉入腑，则腑内不调，流于阳脉，阳脉涩而不利，阳气留停，不和于阴，故阳独盛也。
平按：“不利”《灵枢》、《甲乙》作“不和”。
阳气大盛则阴脉不利，阴脉不利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大盛，则阳气弗能营也，故曰关。
阴气和阳，故阴气和利也。阳气盛不和于阴，则阴气涩也。阴气涩而停留，则阴气独而盛也。阴脉别走和阳，故阳得通也。阴既独盛不和于阳，则阳气不能营阴，故阴脉关闭也。
平按：“阳气大盛”《甲乙》作“邪在脏”三字。“不利”《甲乙》作“不和”。“气留”两“气”字，《灵枢》、《甲乙》均作“血”。“弗能营”《甲乙》作“不得相营”。
阳气大盛，则阴气弗得营也，故曰格。阴阳俱盛，弗得相营也，故曰关格。
阳气独盛，不和于阴，则阴脉不能营阳，以阳拒格，故名格。
平按：自上节“故曰关”及本节“阳气大盛，则阴气弗得营也”，《甲乙》无。
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矣。
阴阳脉有关格，即以其时与之短期，不可极乎天寿者也。
五脏气：心主噫，肺主咳，肝主语，脾主吞，肾主欠。
噫，乙戒反，饱满出气也。五脏从口中所出之气，皆是人常气之变也。《素问》肾主嚏，不同也。
平按：“五脏气”《素问》作“五气所病”。五“主”字，《素问》均作“为”。
“欠”下，《素问》有“为嚏”二字。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为哕，小肠大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皆是六腑之气所变之病。《素问》胃为逆气为恐，肠为泄，膀胱不利癃遗溺也。
平按：《素问》无“六腑气”三字;“胆为怒”在“遗溺”下;“为哕”下有“为恐”二字;“小肠大肠”作“大肠小肠”;“为泄”下有“下焦溢为水”五字;“膀胱”下有“不利为癃”四字;“遗溺”下无“下焦溢为水”五字。
五并：精气并于肝则忧，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肾则恐，并于脾则畏，是谓精气并于脏也。
精，谓命门所藏精也，五脏之所生也。五精有所不足，不足之脏虚而病也。五精有余，所并之脏亦实而病也。命门通名为肾，肝之母也，母实并子，故为忧也。心为火也，精为水也，水克于火，遂坏为喜。肺为金也，水子并母，故有悲怜。精并左肾，则肾实生恐。脾为土也，水并于土，被克生畏。《素问》精并于脾，消息生饥。如是相并为病，乃有无穷，斯为阴阳五行之变也。
平按：《素问》“五并”作“五精所并”;心、肺、肝、脾、肾，以次为序，与此不同。“是谓精气并于脏”句，作“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注“左肾”，袁刻作“于肾”。
五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此五脏气所恶。
东方生风，风生于肝，肝之盛即便恶风。以子从树生，子生多盛，必衰本树，相生之物，理皆然也，故肝恶风也。南方生热，热从心生，故心恶热也。《素问》曰：西方生燥，燥生于肺。若尔，则肺恶于燥。今此肺恶寒、肾恶燥者，燥在于秋，寒之始也;寒在于冬，燥之终也。肺在于秋，以肺恶寒之甚，故言其终;肾在于冬，以肾恶燥不甚，故言其始也。
中央生湿，湿生于脾，以其脾感，故恶湿也。
平按：《素问》“五恶”作“五脏所恶”。心、肺、肝、脾、肾，仍以次为序。“此五脏气所恶”句，作“是谓五恶”。又新校正节引此注，自“肺恶燥”至“言其始也”止。
五液：心主汗，肝主泪，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生。
汗者水也，遍身腠理之液也，心者火也，人因热饮热食，及因时热蒸于湿气，液出腠理，谓之汗也。肝通于目，目中出液，谓之泪也。肺通于鼻，鼻中之液，谓之涕也。肾脉足少阴，上至颃颡，通出口中，名之为唾，故肾主唾也。脾足太阴脉，通于五谷之液，上出廉泉，故名为涎。
平按：《素问》“五液”作“五脏化液”。心、肺、肝、脾、肾，仍以次为序;五“主”字均作“为”;“此五液所生”句，作“是谓五液”。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
五藏，财浪反。肾有二枚：左箱为肾，藏志也;在右为命门，藏精也。
平按：“五藏”《素问》作“五脏所藏”。“精志”，“精”字《素问》无。新校正云：“按上善云：肾有两枚：左为肾，藏志;右为命门，藏精。”与此正合。
五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肾主骨。
平按：“五主”《素问》作“五脏所主”。“肌”《素问》作“肉”。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为腑;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
方，道也。异道之士，所说脏腑不同。脑、髓、骨、脉、胆及女子胞，此六或有说之为脏，或有说之为腑。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或有说之为脏，或有说之为腑。所说脏腑相反，何者为真?
平按：《素问》“黄帝问”下无“于岐伯”三字。
岐伯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写，名曰奇恒之府。
胞，豹交反，生儿裹也。地主苞纳收藏，脑髓等六法地之气，阴脏不泻，故得名脏;以其聚，故亦名腑。腑，聚也。此本非是常腑，乃是奇恒之腑，奇异恒常。
平按：“六者”二字原缺，谨依《素问》补入。“写”《甲乙》作“泻”，下同。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于天，故写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故名曰腑。
天主输泄风气雨露，故此五者受于五脏糟粕之浊，去①于天气，输泻不藏，故是恒腑。唯有五者，以胆一种，藏而不泻，割入奇腑，是肝之表，故得名腑也。
平按：《素问》“膀胱”下有“此五”二字;“故名曰腑”作“名曰传化之腑”，《甲乙》同。
①“去”，人卫本注曰：据前段杨注“法地之气”，当作“法”，与经文“象”字义合。
此不能久留，输泻魄门，
并精□□之处，谓之魄门。此五之中，三焦亦能输泻精气于魄门也。
平按：“输泻”下，《素问》、《甲乙》有“者也”二字，“魄门”二字属下节。
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
五脏在内为主，六腑在外为使，使之行于水谷也。
所谓五脏者，藏精神而不泻者也，故满而不能实。
精神遍于脏中不离，故不泻而满也。虽满常虚，故不实。
平按：“精神”《素问》作“精气”。新校正云：“接全元起本及《甲乙经》、《太素》精气作精神。”与此正合。
六腑者，实而不能满。所以然者，水谷之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
肠胃更满，故为实也;更虚，故不满也。饱食未消，肠中未有糟粕，即胃实肠虚也;食消以下于肠，胃中未有食入，即肠实胃虚也。以其胃虚，故气得上也;以其肠虚，故气得下也。气得上下，神气宣通，长生久视。
平按：“六腑者”下，《素问》、《甲乙》均有
“传化物而不藏”句。
问曰：太阴、阳明，表里也，脾胃脉也，生病异何也?
足太阴足阳明脾胃二脉，诸经之海，生病受益以为根本，故别举为问也。
平按：“太阴”上，《甲乙》有“足”字。“表里”上，《素问》、《甲乙》有“为”字。“生病异”《甲乙》作“生病异者”，《素问》作“生病而异者”。
答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顺，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
太阴为阴，阳明为阳，即异位也。春夏阳明为实，太阴为虚;秋冬太阴为实，阳明为虚。即更虚实也。春夏太阴为逆，阳明为顺;秋冬阳明为逆，太阴为顺也。手三阴，从内向外也;手三阳，从外向内也。足之三阴，从内向外②;足之三阳，从外向内也。十二经脉阴阳六种不同，生病固亦多也。
平按：“更实更虚，更逆更顺”《素问》作“更虚更实，更逆更从”。又按：《素问》新校正所引杨注，与此正合。
②“从内向外”，萧本误作“从外向内”。今据仁和寺本改。
黄帝曰：愿闻其异状。
问其病异。
答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
阳为天气主外，故阳道实也。阴为地气主内，故阴道虚也。
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
风寒暑湿虚邪外入腠理，则六阳之脉受之。饮食男女不节，则六阴受之。
平按：《甲乙》“阳受之”下有“则入腑”三字;“阴受之”下有“则入脏”三字，本书在下。
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
六阳受于外邪，传入六腑;六阴受于内邪，传入五脏也。
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
六腑阳气在外，故身热也。阳盛昼眠不得至夜，故不时卧也。阳气盛于上，故上为喘呼也。
平按：“不时卧”《甲乙》作“不得眠”。
入五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阴邪在中，实则□胀肠满，闭塞不通，虚则下利肠澼。
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
肺为天也，喉出肺中之气呼吸，故主天;脾为地，咽出脾胃噫气，故主地。
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
风从上下，故阳受之;湿从下上，故阴受之。
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至足。
足三阴脉，从足至头，走头下胸，横出腋下，循臂至指端，为手三阴脉也。变为手三阳脉，从手指端上行至头，下行至足，为足三阳。阴阳相注，如环无端。
平按：两“下”字下，《素问》、《甲乙》均有“行”字。
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行;阴病者，下行极而上行。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阳病者，三阴之脉上行至头极已为阳，受风热已下行;阴病者，三阳之脉下行至足极已为寒，受寒湿已上行。故伤风上先受之，伤湿下先受之。
平按：“而下行”、“而上行”，两“行”字，《素问》、《甲乙》无。注“风热已”，“已”字袁刻作“矣”。
问曰：见真脏曰死，何也?
无余物和杂，故名真也。五脏之气皆胃气和之，不得独用。如至刚不得独用，独用即折，和柔用之即固也。五脏之气，和于胃气，即得长生;若真独见，无和胃气，必死期也。欲知五脏真见为死、和胃为生者，于寸口诊手太阴，即可知之也。见者如弦是肝脉也，微弦为平好①也。微弦，谓弦之少也，三分有一分为微，二分胃气与一分弦气俱动，为微弦也。三分并是弦气，竟无胃气，为见真脏也。见真脏死，其理至妙，请陈其理，故曰何也。
平按：《素问》新校正引此注甚详。
①“好”，人卫本注曰：《素问·玉机真脏论》新校正引作“和”，于义为长。
答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五脏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能至手太阴。
胃受水谷，变化精气而资五脏，故五脏得至手太阴寸口，见于微弦也。
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手太阴。
五脏主于五时，至其时也，其脏有病之甚者，胃气不与之居，不因胃气，以呼吸之力，独自至于太阴寸口，见于真弦也。
平按：“自”字原缺，谨依《素问》补。注“不与之居”，别本“居”作“俱”。
故邪气胜者精气衰。
真脏脉弦不微，无胃气者，则知肝病胜也。肝病邪胜，则胃谷精气衰。
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为病胜脏也，故曰死。黄帝曰：善。
真见病甚，故致死也。
平按：自“问曰：见真脏”至此，新校正谓：“全元起本在《太阴阳明表里篇》中，此乃王氏所移。”今检《素问·太阴阳明论篇》，前后均在此篇，惟此一段在《玉机真脏论》中，其为王氏所移益信。
问曰：脾病②而四肢不用何也?
五脏皆连四肢，何因脾病独四肢不用也?
平按：“脾”字原缺，谨依《素问》补入。
②“病”，萧本误作疾。今据仁和寺本改。
答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径至，必因于脾乃得禀。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生，故不用焉。
土旺四季，四季皆有土也;脾长四脏，四脏皆有脾也。何者?四肢百体禀气于胃，胃以水谷津液资四肢。当用资四肢之时，胃气不能径到四肢，要因于脾，得水谷津液营卫之
气，营于四肢，四肢禀承，方得用也。若其脾病脉道不通，则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也。
平按：“径至”，袁刻误作“俱至”，《素问》作“至经”，新校正云：“《太素》至经作径至，杨上善云：胃以水谷资四肢，不能径至四肢，要因于脾，得水谷津液，营卫于四
肢。”与此注合。“不利”《甲乙》作“不通”。“皆无气生”《素问》作“皆无气以生”，《甲乙》同。
《甲乙经》问曰：脾之不主时何也?答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时，脾脏有常著土之精也。
四脏之本，皆为土也。十八日用，故曰寄也。著，澄略反，在也。脾脏在土之精妙也。
平按：“治中央”《甲乙》作“土者中央”。“不得独主时”《甲乙》无“得”字，《素问》作
“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有常著”《甲乙》作“脾者土脏常著胃”，《素问》作“脾脏者常著胃”。
土者，主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
土为万物之质，法于天地，与万物为质，故身与头手足为体，身不别主时。
平按：“主”《素问》、《甲乙》作“生”。“天地”，“天”字、“主时”二字原缺，谨依《素问》、《甲乙》补。
问曰：脾与胃也，以膜相逆耳，而能为之行津液何也?
脾阴胃阳，脾内胃外，其位各别，故相逆也。其别异，何能为胃行津液气也?一曰相连，脾胃表里阴阳，募既相假，故曰相连也。
平按：“以募相逆”《素问》作“以膜相连耳”。新校正云：“按《太素》作以募相逆，杨上善云：脾阴胃阳，脾内胃外，其位各异，故相逆也。”又注“故相”下，原钞缺二字，依新校正所引，应作“逆也”二字。袁刻“相”上脱“故”字;“逆”下脱“也”字。又注“阴阳募”，袁刻“暮”误作“前”。
答曰：足太阴，三阴也，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
嗌，于未①反，咽也。足太阴脉贯胃属脾，上行络嗌，其气强盛，能行三阴之脉，故太阴脉得三阴名也。
平按：“脉”上，《素问》、《甲乙》有“其”字。
①“未”，萧本误作“末”。今据仁和寺本改。
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之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脉肉皆毋气以主，故不用焉。
阳明为阴阳脏腑之海，五脏六腑各因十二经脉受气于阳明，故经脉得为胃行津液之气。四肢禀承四肢得□□经脉不□阳明，则阴脉不通，筋骨脉肉无气以主也。
平按：“阳明者表也”，“者表”二字原缺，谨依《素问》、《甲乙》补入。“水谷”下《素问》、《甲乙》无“之”字。“日以益衰”《甲乙》作“气日以衰”。“脉肉”二字原缺，《素问》、《甲乙》作“肌肉”，依本注应作“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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